沉浮录 之 几度的沉浮

週江边李氏2018-04-15 06:25:01

编者按:本文作者李世臻,生于1924年12月,于2018年3月22日晚去逝,享年94岁。世臻先生系有棻公曾孙,父亲百屏过继有榘公(有棻公四弟)为孙。世臻先生一生坎坷,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部队当过文书,因历史问题返乡劳动。后来做过中学代办老师,文革结束后,成为正式教师。曾主持修订《週江边李氏四修族谱》。“沉浮录”为世臻先生生前所做,记录了他早年求学谋差以及与李氏家族有姻缘关系的一些名人轶事,如俞启歧、俞启崇(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之侄)、著名歌唱家喻宜萱(清进士喻兆藩孙女)等。今特刊发此文,以纪念仙逝而去的李世臻先生!


 一生坎坷尽,

几度浮与沉,幸有清平世,

 犹得晚景明。



民国三十六年冬,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从汉口辗转到了赣东北的一个小县城靖安,靖安稽征所就在县城东街。报到后又派我到石镜稽征组。这里原来只有一个姓廖的。石镜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翻过山去便是武宁县。经武宁而与湖北阳新县等县相通。抗战时期这是赣鄂边境的一条主道。小街上有十多家做菸丝的作坊,所产菸丝销往阳新一带。旺季销售量还挺不错,街上也开了几家饭店,而这些饭店通常又兼做菸丝。湖北客商们总是挑来棉花,换回菸丝。我们就是收纳这种菸丝税和查验棉花税。此外虽还有点茶叶、烧酒等零星小税。但因数额不多,稽征处一般不作硬性规定,也不计在常年税收额内,正因此地税源太窄,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挺轻松。姓廖的同事比我早来两年,这一带他非常熟悉,收缴酒税都由他办理,取得的钱也就入了他的腰包。不过数量不多,谁都没有放在心上,而我却乐得在家休息,对于他收多收少是从不过问,日子久了,他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厚道,够朋友,所以后来他什么事都肯对我说,其实我何尝在乎这些。自从来到这个小山村,我一直都在苦闷之中,我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抱负,没有了前途,没有了傲气……一切都没有了。我还会去理睬这些肮脏的东西!从此我消沉了,我曾向同学们发出了绝望的呼救,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同学们又何能挽救得了我。于是我的人生观开始了很大的转变,得过且过,逆来顺受,苟且偷生,这样一些消极的思想渐渐地向我袭来,我的性格也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得优柔寡断,自暴自弃,而且自卑了。原本就沉默的我,变得更沉默了,几乎一天也不会和人家说上几句话了,这样过了差不多半年,我几乎病倒了。在生存意识的支配下,我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和严峻的生活。由于我一贯随和,这个地方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和我合得来,慢慢地他们都把我当作自己人,不管有什么喜庆,甚至家里来了客人都要拉我去吃饭,于是我慢慢地喝起酒来了,而且一喝就是醉,一醉便要失去一个白天。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当地的几个头面人物,他们便是李老先生、县参议员罗时珍、大学生李云蔚、豪绅罗来仪兄弟、菸店老板张耀寰,还有当过青年军是李老先生的孙子李云荪等,并且与他们的交情都还不浅。我经常在他们家作客。此外,一般老板、菸匠师傅以至于农民也都和我合得来。


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有些风俗还是很特别的,比如打鼓耘禾就是别地方所没有的。在耘禾的时候,富有的人家便要请上一位掌鼓的师傅,耘禾时人们在脚掌上套上一只稻草圈,由掌鼓师傅在前面一边打着鼓点,一边唱着山歌,人们耘禾的速度就随着鼓点由缓慢渐渐地越来越急骤了,歌声也由悠扬而急激,人们耘禾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在欢快的鼓声和歌声中,一丘田飞快地便耘完了。不过这种耘禾方式只有比较富裕的或者因种得多的人家才有。石镜因地处高山地带,日照时间短,所以一年只种一季稻子。而这里所产耘米的质量却是顶上的,逢到过年或婚嫁,便要用糯米做成饼子馈赠亲友。他们做饼的过程也很有趣,因为任何一家做饼起码是一箩米,这就得请人帮忙。先是糯米做成饭,然后装进一个大石臼中,之后四五人甚至六七人手持木杵,围着石臼轮流下杵,因为糯米粘性好。所以还挺费劲,人们一边说笑,一边使劲捣着,直到把米饭捣碎成团。如果是自己吃的,便做成方条浸在水缸里,如果是馈赠人家则用模型压制出各种形状并且有花纹的饼子。赠饼的多少,就标志着礼数的轻重,这种习俗也是我所未曾闻见过的。


在石镜工作一年半,除了思想和性格的变化外,我还做过一件违背良心的事情。我无端地卷入了当地的一次派性之中,这件事是我一生中最感内疚以至终生受到良心的谴责。那是民国三十八年二月里,我住在张耀寰老板店中,当然办公也就在这里了。张老板与一个姓邹的老板的女儿私通,并且公然住在一起。本来这种事情在石镜那个地方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谁家的媳妇不养汉子,又有哪个姑娘在娘家能守清白?但张老板不知为了什么事情惹恼了李老先生,他也是石镜有名的难缠人物。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孙子及邹家的一伙人到张老板的店里捉奸。那晚正好我不在店中,他们在店里翻了个遍,并没有拿到什么把柄。可是这样一来就使得张老板这一派十分气恼。当时便在李云蔚家里集会,商量如何报复,罗时珍便想到利用我来替他们出气,于是连夜把我找回,要我出面先对方擅闯税务机关。我与李老先生也有交情,我当然不好答应,但经不住罗时珍、罗来仪、李云蔚等人的纠缠和胁迫,我终于昧着良心告了李老先生。幸得派出所的警官深知当地情况,为此事打了圆场,只请李老先生到派出所去了一趟便了事。但毕竟使李老先生丢了面子,而我却欠上了一笔无法偿还的良心债。


民国三十八年上半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军溃不成军,湖北、江西相继解放,靖安、奉新因系山区,尚处在边缘地带。那时金圆券几成废纸,我的工薪可说是没有了,而税收也因战事而频枯竭,在经济上我已完全陷入了不可拔的困境之中。由于对共产党毫无所知,对战事的情况也是茫然。既无钱也无胆量只身回家,又不敢回靖安稽征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在朋友家白吃了。当时的情景真可谓走投无路了。四月间,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却有不少涌入了这个山区,并且抖起威风来了。有一个军官纠集了百十来名散兵游勇,自封为师长,在这一带派捐派款,收集军粮,鱼肉百姓。他们为了征收便利,与当地豪绅串通一气,成立了一个蔚云联防区,设在宫庄关帝庙里。区设正付区长及六个指导员,其实就是干事。罗时珍为了暂时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劝我去当了一名指导员,这在我的人生历史上却又增添了一个污点。不到一个月,靖安县城解放了。解放军旋即进入了这个山区,一举歼灭了那个号称的师,区政府也在同日晚上被消灭。我虽没有一同被俘,但不过四五天也就被俘送到了靖安县人民政府,第三天又由靖安送到南昌招待所。大概是九月上旬即被编入解放军江西省军区补训第五师十三团三营九连,这里的成员全部是被俘人员,有下级军官、有士兵也有文职人员。这个师驻地在丰城县。我们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这时候才算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我因为学习认真,接受新鲜事物较快,不久便批准加入解放军,分配到师政治部文工队当宣传员。我会拉会唱又有比较高的文化,在队里还算吃得开。那时我们经常到下面乡镇搞宣传,所演节目大都是些短小歌剧,像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


一九五0年,补训师以完成了历史任务而撤销,我们文工队却合并到了江西军区文工团,这样我便到了南昌,即以男高音编入歌唱队。在此期间,我们歌唱队在江西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了好几次歌曲。解放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大会我也参加了。那天下着小雨,可我们部队都淋着雨直到大会结束,庆祝会后南昌新火车站奠基典礼我们也参加了,看到邵式平省长及其他省领导干部参加义务劳动的情景。我在文工团仅呆了一个月左右。


当时解放战争基本结束,部队立即转向了大生产和文化学习。部队需要大量的文化教员,各军分区便到文工团来要人。九江军分区四六八团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到了文工团,他们很有经验,不但听领导的介绍,还亲自观看团员们的活动,我无论是处在顺境抑或逆境都是较活跃的。我爱篮球运动,所以到哪里只要有条件总是离不开球场的。两位领导相中了我这个打球的,又有高中毕业的文化,便要定了我。于是我便分配到了九江军分区四六八团炮兵连担任文化教员,从此我便成排级干部了。


炮兵连搞了一个农场,种田种地,绝大部分战士下了农场。连里只留指导员、文化教员、文书、通讯员以及一个排。连里原先有一个姓夏的文教,现在有了两个,所以教文化的任务并不重。我专门负责教唱歌,也领着战士们打球,识字教育则由夏教员负责,因此我大多时间是在球场上,有时也去农场搞搞劳动。这段时间里我进步很快,尤其在篮球的球艺上,因此甚得团领导的赏识和器重。后来团部办了一个干部轮训队,调我担任文化教员。每期轮训对象是班以上干部,除本团外还包括所属各县的县大队和武装部。训练的内容是正规的队列操练、刺杀、投降、打靶等基本军事技能,我除了少量时间的文化课外,还领导体育锻炼,打篮球是其中最主要的项目。团里有好几个文化教员都爱篮球而且球艺也有一定水平,我们便组织起来,每天下午练球。军分区领导有某参谋和体育干事也酷爱篮球。加上团里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宣教教长他们也邀集一起和我们比赛,每个星期至少要比四五场。后来我们便组成了军分区篮排球代表队,天天练习。五一年九江市举行第一届运动会,我们军分区代表队就夺得了篮排球的冠军。我在几位首长的心目中的地位更加增进了。


四六八团担负着保卫九江的任务,而所辖的三个步兵营却都驻在各县。只有直属团的炮兵连和侦通连留在市内,军营就在大校场原国民党军的一座不小的营房里。这里距市区不远,但平常是不能随便上街的。星期天虽可自由,但由于当时还是供给制,每月只有六千多元的津贴,仅够购买日常用品,所以我们也不太上街。有一次上街竟然遇到了罗时珍,异地相识,自有一番喜悦,彼此相互交换了别后的境况,他是在九江专署文教处工作。这个处的处长是他的老同学,也是靖安人,在石镜时我们也曾有过一面之识。现在大家都是革命干部了,所以后来我也曾去过他家里。谁知就是这阴差阳错的相遇竟然成了我后来的坎坷伏下了祸根。


一九五一年夏,爸爸竟然来找我了。我们已有四年没有见面了,相见之下真是高兴极了。父亲告诉了我许多有关家里和亲友们的情况,外婆已于四九年去世了,姑妈家划为地主,但因过去做了许多善事,并没有受什么亏苦,只是家财清算了,房子没收了,但姑父却在乡里当医生,姐夫和姐姐是工商业兼地主,在萍乡城内一边行医,一边做饮食生意,大哥所在部队在云南投诚了,他被送到西南军大学习,二哥则随军去了台湾,妹妹世莲十四岁便参军远赴新疆,家里则划为小土地出租。我获知这些情况后,为亲人们都还健在而欣慰。连里干部对父亲也很热情,招待得十分周到,只是他来的不是时候,当时正是开展镇反运动之际,所以只住了两天便送他老人家回乡了。在这次运动中我抱着对党忠诚的态度,把我从父亲那里获得的情况,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交待了。在个人历史交待中,因为罗时珍的关系我没有获得通过,因而被送至军区教导大队重新学习,结果以我的社会关系复杂,个人历史不清白而被清洗回乡,从此我便开始了三十年的苦难和坎坷。


在部队的时候,从来没有与地方政府打过交道,不知道应该注意些什么,回到萍乡后,便到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递交了部队发给我的清洗证明书,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明因不适合部队工作清洗回籍,应遵守政府法令从事正当职业。可是民政科在转给乡农会的文件中却写成了不得乱说乱动。当时我也没有去推敲,便交给了农会。后来我向农会申请参加教育工作却遭到了拒绝,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仅仅是几个字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此后我便开始了艰难的人生历程。


在我没回家之前,家里只有父亲和大哥嫂带着两个小孩,土改时虽然分了七亩田,但却无力耕种,先是由农会代耕,后来便佃出去给人家种,每年给几担谷。所以我回来后却没有什事可做。六月大哥也由西南军大遣送回乡了,这时候家里便是六个人吃饭了。虽然亲人团聚了,但是困苦的生活却丝毫没有带给我们天伦之乐,终日要盘算着如何度日,我们兄弟俩是清洗的清洗,遣送的遣送,是决无钱来养家的,现在六张嘴巴每天总得填塞填塞,但靠的只是有限的几粒租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只有节流了,吃粥吃菜吃杂粮,好歹总要对付下去,我和大哥还挺得住,父亲和两个小孩可就难挨了。这样熬过了两三个月,眼看就要收亚禾了。大哥经过一番思虑后,认为可以提出收回佃出去的田,自己耕种的要求。于是由父亲出面交涉,结果人家还是很同情我们的处境,慨然答允了我们的要求,答应亚禾归我们自己收割,自己管理,从此我便正式步入了农业战线。


我家所分的七亩田,有四亩是上业田,三亩下业田,分布得很稀散。这些田现在由我们自己耕种了。而大哥和我都是半路出家,生产知识和技能一丁点儿也没有,都得现学,农具也没有,肥料更是缺乏,田是要回来了,今后怎么耕种,肥料怎么办,许许多多的问题都迎面扑来,一时还真有些抓瞎了。好在目前只是亚禾的管理和收割,问题还不大。正式耕种还在明春,可以慢慢想法子。我就不相信会有跳不过的门槛。


亚禾收割了有十多担谷,其中耘谷就有八担,到次年早禾登场有八个月,收的谷除了公粮所剩吃谷就没有多少了。计算一下要少五个月吃。如果八担耘谷能卖出去也可换回两个多月的口粮,这是一个不小的缺口,此外油、盐、炭火所需也不在少,这么沉重的生活负担,一下子完全压在我和大哥的肩上了。最初拿不出钱去推炭,我和父亲便到山上扒茶叶子,光弄饭有一担叶子可以烧三四天,烧炭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油盐问题就非得用钱不可,于是可卖的东西一件一件变卖掉了,后来大哥一气之下竟把楼上的藏书也当废纸卖了,从此书香两字便在我们手里断了根,当时心情的沉重和悲哀是没有人能领会得出来的。自收回田到次年六月之间的这几个月,便是这么半饥半饿的过着。


一九五三年春天,我们的田就承包给了族人冬章公犁耙,承包的工钱在当年早禾登场后以稻谷偿还。冬章公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指导我在犁田之前先放足水,再把田岸锄干净而后挖翻田的四角,即牛犁不到的死角,和田中间的土圪塔。耙田时要把高处的泥巴挖移到低处,这样耙出来的田才会平整,禾苗栽下去才不会因高低不平而晒死或涝死。第一次耙田后,即要把田的下岸的田塍搭上一层厚厚的泥巴,并且用荡田耙把它弄平滑,防止田里的水漏掉,这叫搭田塍。日后也可以在田塍上种豆子。我们的田有四亩要两犁两耙,另外三亩在河背垅里,那是冬泥田,只须一次犁耙,有时就只把禾蔸踩下去,耘一遍,再拖楼梯便可栽禾。这些农活没有什么技术性,教一遍也就懂了。


我很得人缘,在干农活时,很多人特别是年岁大一些的老把式,他们也许是可怜我,同情我,因此总是站在田岸边给我指教,在拔秧时,他们告诉我手应该怎样拔,拔好后如何洗去根上的泥巴,如何扎紧秧把,早禾秧苗嫩,不能攥在手里老打转,否则就会把秧苗搓熟,栽下去会烂掉。插秧时只能用姆指食指和中指捏住秧的根部插进泥中,不能栽得太浅,太浅了会成浮蔸,也不能太深,太深了一时长不过来。在插秧时,左手握住秧把,并且将秧苗在手掌中摊平,手指迅速把秧苗分匀,右手便可轻松地将秧苗拿出栽插。耘禾主要是除草和搞松田泥,耘时得用脚掌的外侧前后推拖。那时还是间作,行距很大,横行是一尺六寸,竖行是一尺二寸,这样在耘禾时便须将脚跨大步向前推,收脚时用力拖,这样一推一拖交互前进,才是正确的方法,否则零零碎碎速度慢又且效果不高,开始时以为只要将杂草踩死就成,所以一下田,两只脚就象搞米粉似的毫无章法,人吃力不说,草却此落彼起,足见无论干什么都要遵循一定的章法才能收效。耘禾比较简单,一经指点很快便可学会,而割禾的技术性就更强了。会割禾的不但速度快,而且割得检点,不掉穗,有的人可以穿白布衫下田,不会溅上一点泥巴,我因为是半路出家,割禾的技巧怎么也学不会,速度怎么也上不去,而且总是掉穗,比起人家来要慢一半,所以人家收工了而我还在田里,多年的锻炼始终没有掌握好这种技巧。


我自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后,一心一意学习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除犁田耙田没有学到手,割禾栽禾比人家差一些外,其它各种农活都能跟得上人家,所以虽不能算是科班出身的,但也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农民了。当时农村还是互助组,我们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参加互助组,但是在农忙季节,几户人家也以换工的形式互相帮忙,我们家的田多,常常走在后面,加上没有肥料,所以禾苗成长得慢,收成也差,虽说有七亩田,其中还有三亩田是一季田,所以一年的收成也不过二十几担谷,除交公粮和犁田工谷外,口粮就只剩十几担谷了,到次年早稻登场,要少好几个月的粮食,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不能开源就只有节流了。冬季日子短便吃两顿,收了红薯便用它掺在饭里来减少米的用量。最难熬是五荒六月,谷米已尽,能吃上蒲瓜或黄瓜煮麦粉已是很幸运的,大多时候是买豆饼当饭吃,有时还真的要挨饿。我们大人还能勉强熬得住,可是老爸和小侄儿们就不容易,看着他们忧伤的神情,真是心如刀割,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忍痛挨高息借贷了。春荒时借四桶谷,早禾登场后要还六桶,就是说要挨百分之五十的利息,而时间不过一两个月,可是肚饥难忍,不借贷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种田两年,便总是这样,寅年吃了卯年粮,这个缺口是无法弥补的。“禾仔黄,饿断肠”,这话一点不假,眼看只争十天八天便可收割了,但是米缸里已是空空如也,这时候老爸便拿个篓子到田里去,拣壮了的谷穗捋下来一两升,回家用锅炒燥,放在竹筒里,用根木棍杵去谷壳,煮点粥充饥,这段时间真是苦到易经。


五三年土改复查,因为大哥是国民党军官,爸爸也曾当过自卫团团长,于是家庭成份便升格成了地主,我们都明白,如果凭田租,我家是绝对不够格的,但是上面这样定了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大哥由于是上校军官,被农会押起来解送到萍乡劳改所,家里除我这个半缸水的劳动力外,老的老,小的小,这情况大哥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这一进去便不能再回家了,因此卧病不起撒手而去了。于是这个家便得由我一个人来维持了。


复查时因成份升格了,家也被抄了,虽然家里的用具已经卖得卖了,当时当了,没有几件可观的东西,但是仍然被抄了,留下的仅一口炒菜锅和一张床、一套铺盖,连我从部队带回的一床薄被和一顶单人纹帐也抄去了。没办法床让给大嫂和侄儿们睡,爸和我便用土砖和木板垒个床睡,冬天两个人盖的是一床破棉絮,睡时把脱下的棉衣盖在上面。为了想爸一个人睡得更舒服一点,我便睡在稻草堆里。可怜天下父母心,爸怎么也不肯让我再去睡秆窠,说是我血气足,两个人睡更暖和,我又能说什么呢?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三年,个中滋味有谁能领会?


在农业生产中,由于没有家底,猪养不起来,肥料一直无法解决,俗云:禾苗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我家有了这个不可克服的因素,要靠农业收入来改善生活,希望实在渺茫得很,而一个家除了吃之外,吃盐、烧炭、穿衣服哪样不需要花钱,所以必须寻求别的途径来满足这个需要,而当时在农村不是手工业者唯一的路子就是推洋炭。而且周江边有一大帮子人推洋炭,为了养活这个家,我也就在农闲时跟着他们去推洋炭,倒是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全面铺开,周江村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这些成份差的也准参加。加入合作社有田亩带粮,我家有七亩田,这笔收入却不小,我在社里是个二等劳力,八个底分。同时,鸿基也大了,可以挣六个分子,大嫂也可做些工分,但肥料带粮却是空白,爸和我早晚拾点狗粪作为种菜的用肥,多余的交给社里也能得到一些工分,这样下来,一年竟成了存款户了,分的粮食也较多了,这是一个不小的转变,虽然如此我家仍然要少吃,仍然要靠推洋炭来弥补。


所谓推洋炭,原来是指替外国人办的煤矿运煤,后来推而广之,凡是替煤矿运煤都称之为推洋炭了。我开始推洋炭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下半年。


那时农村生活还很穷苦,大部分劳力都在农闲时出去推洋炭,周江边也不例外,我自认为身强体壮,有的是力气,便也想跟着他们去推洋炭。于是便东凑西凑买了一架旧车子和一个车篓,我从未推过车子,要想出门赚吃,非得练习练习才能跟上伴。我便到和尚山推黄泥。刚开始推,车扁担总是滑下来,走几步又要停下来把车扁担弄好,走不了多远又滑下来了。我当时这个气,真想把车子都掼烂。实践出真知,经过多次揣摩终于找到了窍门,那就是双手要自然地握住车梢,不可用力上提,这样车扁担就自然平平稳稳落在肩上,不再滑下来了。就这样在和尚山推黄土到家里掺在辣椒土里改良土质,一连几天,取得的经验越多了,基本上掌握住了推车的技能,可以跟他们去推洋炭了。一开始是跟着百年叔和世权叔等人到水口去推,那里没有太陡的坳而且路程也不算远,运一趟不过两三里路,一天运六趟倒也可挣到块把钱。因为运的人多,煤井的存煤常常被运空,那就得另寻别处了。由于这一段时间的锻炼,我推车子的技术已臻娴熟推的重量也不断增加,从一开始的二百斤到三百几十斤,胆子也大了。听说到安源去一天可以赚两元多钱,这太具吸引力了。但去安源一来路远,二来又要上岭下坳,决非水口尽是平路可比。所以预先和几个老经验而且肯帮人的好手商量,他们是德章祖前贵藻等人。他们首肯了从此我便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开始了更为艰难的体力劳动。


安源有很多煤井,而力资最高的就是二坡里。那儿山高路远,陡的处所,后面人的头可碰到前人的脚跟,所以这个高价是不容易拿的。一般人说到二坡里去便摇头咋舌,我偏不信这个邪,凭着一身力气和一股子虎劲硬是跟着贵藻他们闯了这个畏途。


头天我们相约好了,早晨三点动身。嫂嫂生怕起晚了误了时间,十二点便起来做好了饭,我也几早便吃了饭,把一应准备的东西捡拾好,只等他们喊叫,我便拖车赶去。从家里到安源是三十里,中间还要过几个大坳。到了安源走过一段平路便开始上山,大约有一两里山势就逐渐陡了,人言一点也不假,陡的地方果如其言。贵藻他们在前不时的招呼我,叮嘱我不要发慌。说实话,勇气归勇气,在这陡俏的山路上,拖着车子还真要花费点劲力才能跟上。到得井上天尚未大亮,朦胧中只见偌大的一个土坪里,已是黑压压一大片,人头攒动,呼叫喧闹之声不绝于耳。看到这个场面我的确有些慌张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紧跟着他们,一步也不敢拉下,挤呀钻呀,好不容易到了煤堆边上了,大家急急忙忙地搬起一块一块的焦碳往车篓里装。贵藻真是个好心人,一边装着,一边不时教我,要把焦碳块装紧,不要超出车篓太多。这些都是有讲究的,装得不紧,推起来狼狼亢亢车子直摇晃难以把持,超出车篓太多容易竖单桩(车子往前面翻倒),这是宝贵的经验和好心的帮助,我当然照办。等到自认够重了便赶忙拣好车路。因为车车要过秤,人多了就自然地排成一路一路的,这时候人人争先恐后,车与车之间紧挨得一点空隙也没有,前面的移动一步,后面的也紧跟着前移一步。这其间最容易出事,因为车与车挨得太紧,稍一不慎不是压着前边人的脚跟便是被后面的车子压着自己的脚跟,所以人人都非常小心,万一有人被压着了,一场争吵便闹开了,幸而那时人都老实不知道敲诈,骂一顿也就算了。就这样蜗牛似的到了称架子下面过称后拿到一张记有重量的白纸条,于是便开始下山了。这时候就得把刹车用的杉木棒拿出来嵌在车轮上方,让车子走得慢慢的,可是又不能刹得太死,走不动便得使劲,稍一不慎便会翻车。我是第一次下这么陡的山,心里很紧张,生怕没刹住车子往下冲,那是没有力量可以控制住的,所以我把它刹得很死,宁愿用力推,山路不但陡峭而且坑坑洼洼,又很窄,我小心翼翼地推着,一不留神车轮子被一块石子碰阻一下,翻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大声呼救,贵藻他们听到喊赶忙放下车子,帮我的忙。因为我翻了车堵住了路,后面的人便也不能动了,一片叫骂声向我扑来。贵藻他们几个人一边帮我把车子扶起,把掉了的炭块重新装好,一边向后面的人解释求情才算完了。这次贵藻再三叮嘱下山时脚要分开,两手紧握车把,眼睛不能看着脚下,要向前看,人跟车便不会有翻车的危险了。我听从他的指点,果然稳稳当当的,这是多么诚挚的帮助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下山后虽然是平路了,但推往萍乡还要上几个坳,张公祠前边的花冲坳、牛角坪的大坳小坳,下了小坳才算真正的平路,但离萍乡已是不远了。我们推到西门煤管局收煤的地方,又是一次排队过称,这次是验收,完了便可凭那张小纸条去领钱了。只有到了这时候,紧绷的心弦才真正得到松弛。拿到了钱,便在街上米店里买了米,天色已是将黑了,大家拖着疲惫的脚步带着几分欣喜踏上了归途。一路上说说笑笑二十五里路程不知不觉地走完了。


有了第一次的尝试以后,便经常和他们一道去安源,渐渐地我便也成了一名推洋炭的好徒了。从此也爱上了这个行当,三天不去推洋炭便好象失去了什么似的,一个人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到后来就是我一个人耍单把子也要去的,推洋炭并非只苦在上山下坳。春夏秋冬天晴下雨都有非常人所能想象的苦楚。春天里雨水多,道路泥泞滑溜,并且原本便是坑坑洼洼的,加上来往车子多,便以辗成了一条条槽,老是要猫着腰使劲,稍一松懈,便陷住了,遇到深坑则非有人拖不可,所以得有同伴,别人是不会管的。尤其伤脑筋的是天气的无常,往往出门时是顶好的天气,可在半路上却又忽然下起雨来,阵雨还可躲一躲,可春天的雨却是绵绵不断,没有雨具,就是一身湿得精透。所以春上我们总是带着笠斗出门,夏天日子长,雨水少,天热自不必说,最难受的是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路上的灰积有一两寸厚,被太阳晒得滚烫,一双脚踩在上面烫得直发跳。如果碰上藏风闭气的日子,那就更是苦不堪言了,人本来在几百斤的重压下已是气喘吁吁的了,加上闷热就真是透不过气来了,尤其我特爱出汗,此时说是汗如雨下也不夸张,为了不掉队,挺着熬着,硬是到大家同伴歇气的地方才歇下来,把湿透了的短裤拧干一下,用来擦汗的长手巾也是水淋淋的了,碰到有水的地方便抹抹身子、洗把脸,这时的感觉简直是如登九五。象这样汗湿了又拧干,一天也不知要有多少回。秋天天高气爽不冷不热,是我们推洋炭的黄金时段,大家谁都不肯歇工,一连上十天半个月的连续运作,到了回家的路上,都是疲惫不堪,连抬脚的力气都没有了,心想次日当休息了,可到天明时分,一听到有人叫唤,便又精神抖擞地赶了出去。冬天天寒地冻,一般人不太出门,可我和年辉、世权、仁生三兄弟,还有茂章公的继子杨吹生等。仍然是不歇的。冬天日子短,出门得早,总是在天亮两个多小时之前。一出门,那凛冽的寒风便直透全身,连骨头缝里都是冷冰冰的,脚是麻木的,手握着冰冷的车把也是僵直的,要走上两三里身子才会暖和过来。推着炭开始一段路程还觉挺舒服,可推着走着逐渐便出汗了,想脱掉棉袄又冷得受不了,只好让汗水湿透内衣,这时冷风一吹,冷得直打颤,更是难受,走上一段平路,体温又把湿了的内衣烘干,再一用力汗又湿了内衣,这样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天也不知凡几。冬天的道路不管是下过雨还是天晴下了霜,都是泥泞的,推车格外吃力。这些便是推洋炭的滋味,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想象不到的。因为冬天是最闲的季节,我是完全在外推车子,有两年都是腊月二十八九才回家过年的。


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普遍铺开,我们这些单干户也都入了社,我家带了七亩田入社,有田亩带粮,入社以后我又是主要劳动力,同时侄儿鸿基也大了,也能参加生产了,入社头一年,便成了存款户,口粮也足够了,当然其他的人比我们更好,生活水平提高了。推洋炭本是件十分艰苦的事,人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就都不愿再去讨这份苦吃了,加上安源的煤多半已由汽车运输了,有都是从山上推到安源,逐渐这个行当便成了历史了。


在农业合作化中,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吃盐、烧炭、穿衣服,还有人情世务,在在要钱。在生活都成问题的时候,没有人讲究也没有能力讲究人情世务,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就时兴起来了,所以尚有相当一部分人得靠搞副业挣钱来开支这些花销。洋炭虽然没得推了。然而太安里、南坑的粮谷有得运,这又给我们这些非常裕户提供了出路,于是到南坑去推粮谷又在周江边掀起了高潮。

南坑距周江边有六十里,这就不能象去安源推洋炭一样早去晚归了,得在外面住宿了。我们便住在南坑一家饭店里,头天傍晚把谷装好推到饭店里,次日天亮吃了早饭动身,南坑至萍乡三十里,推的人比安源少多了,路上比较自在,路也比较好点,没有推洋炭苦,重量也有了限制,因为一条麻袋只能装一百五十斤谷,一车只能推两包,就比较轻松多了,而力资却有三元,除住店每晚两角钱,吃饭六七角钱,每天可净赚两元多钱。我们每天只吃两餐,晚饭要等卸了谷回到南坑才吃。南坑的粮谷不怎么多,推一二十天便完了,我们又得另谋他路了。


太安里的粮谷则是发往芦溪。粮仓在新泉,这里是太安区政府所在地,再进去十几里便是我读高三时的蔡家,这条路走过不少回,从新店一直到山口岩二、三十里都是乱石路,车子碾在乱石上,震得一身就象散了架似的,这里的力资更高,每百斤二元,但很少人推得三百斤,路不好推而且远,到芦溪是六十里。开始我们住在新泉,一天只能到芦溪,第二天要花半天回到新泉,虽然价钱高,一打算盘划不来。大家商议不住新泉而是住中间的市上,这样可以三天推两车,每天就可净赚三元钱。


一年已是腊月二十五了,为了年关的开销,同时都认为就是“叫化子也有个年过”,年逼了不免也要置办一点年货,添一两件衣服,所以我和贵藻、仁生、安生、世权、杨次生六个人决定再推几天多赚几块钱,那时正是毛雨靡靡,出了山口岩的道路早已泥泞一片象粥浆一样的了,我们一行人的腿脚也全溅满了泥浆,只能是一步一使劲地推着二百八九十斤重的车缓慢地行进着,到中埠时天便要黑了,而到芦溪还有七八里,我们非摸黑路不可了,于是仁生兄弟领先,我是近视只能跟在后面,摸索着走,七八里路就象走了百里一般。到了芦溪大家已是精疲力尽了,我累得更惨,草鞋不知什么时候烂了,光着脚,汗水已湿透了衣服,到了饭店,老板看着我们这狼狈像,连忙烧了一炉大火,我趁机脱掉棉袄把它烘干,内衣则是炉火加体温烘干的,大家休息了好一阵才吃饭,这一晚浑身都是疼痛的,但却很快便入睡了,我们直到二十八日才回家。


上埠和河口的瓷厂烧窑需要木柴,推碳柴到上埠也是一条赚钱的门路,但这宗货并不常有,所以我们推得也不多。


离家三十里的石观前盛产民煤(无烟煤)我们也有一段时间去那里推。把炭推回来后作成长方形的煤块,推到萍乡卖,这买卖利润小多了,全靠赚点斤两,但一车能多多少炭呢?这是在其它门路都没有了的时候才不得已而为之。况且要卖掉了才算数,那像推洋炭和粮谷那样卸了货便可拿到钱。有时找不到买主就得要卖两三天,所以我们只搞了几次便没有再搞了。


几年来我从事体力劳动除了上述的一些外,还修过公路、挑过卵石、担过河沙、做过小工,到莲花打过禾。总而言之,无论是推车子还是担扁担,其中的艰苦都是一样。夏天日晒雨淋,冬天打霜结冰,手脚冻得麻木红肿,春天则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奋力拼搏,从五二年到五八年,我的大半时日就是在这种苦难的环境中渡过的。


五七年七月间我正在小西门外修铁路,鸿基找来了,叫我马上回家,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跑回家里,原来是大队办起了农业中学要我担任教师,于是我便成了一名半脱产的义务教师了。五八年秋,为周江小学代课教师,在校长刘旺春的帮助下转为代编,户口粮食都转了,每月工资二十元。


一九五八年八月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就是把原来的乡变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政府机关,原来的村便成了生产大队,而且搞食堂说是实行军事化管理,人们都在食堂吃饭,提出的口号是吃饭不要钱,开初还真象那么回事,随便走到什么地方都能到食堂吃到饭,并且是不定量的,办食堂的第一个年还真过得热闹非常,菜是传统的十大碗,酒也管喝,在那次团年饭上还有不少人喝得烂醉。这一年同时进行了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所谓大跃进就是农、林、牧、副渔全面跃进,跃进就是跳跃式的前进不能墨守成规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在农业上不是十斤二十斤几十斤地提高单产量,而是要成百上千斤地提高,于是有卫星的出现,***大队亩产二千斤,各地便要朝着这个目标追赶,你产二千斤我便是三千斤,这样交替上升竟然搞出了一个万斤亩。这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但如此,连报纸上竟然也在头版登出了一幅照片,一个大姑娘头戴宽沿草帽坐在禾穗上,可见当时浮夸之风是何等的严重了。虚报产量吃亏的是农民,更有甚者为了显示高产量把几丘田的禾苗移栽到一丘田里,而后上面的人来验收,其产量的虚假就只有上头不知了。


实行吃食堂以后,管理农民的方法是军事化,吃过饭后,一声哨响,能出勤的全部要出去干活。去迟了要罚站,甚至罚跪。有不服的更是绳捆索绑,在干活中,稍有不如领导意的,轻则扣饭,重则挨批,真是说到做到。这样折腾了一年,仓里的谷没有了,到上半年要吃返销粮,平均每人一天只有几两米。饭吃不成就吃粥,其实粥也不成为粥,分配的时候得用一个人拿着勺子在盆里不停地搅拌,否则前面的人吃的就是米汤了。这样一来社员干活有气无力,到傍晚便都早早的睡了,连最爱蹦蹦跳跳的小孩子也失去了天真活泼,而是面黄饥瘦的了,哪还有力气去蹦跳。原来人们总是在饭后聚集在一起聊天的大吉昌门口也是冷静得令人害怕了。

我们吃国家粮的定量也一减再减到每月二十四斤米,食油每月只有三两了,我因为与大队的几个干部玩得好,常常从大队砻米的地方弄点米出来,但家里的人就可怜了,尤其是老父定量又少,食量却不小,在严重缺乏营养的情况下,双目失明了,可他还是摸索着到门前篱笆间捋些木荆花叶子充饥,到六0年六月便溘然长逝了。


大炼钢铁是五八年秋收前,那时候是提全民炼钢铁的口号,所以生产队的青壮年全部上阵了,先是各生产大队自己搞小高炉,炼铁需要木炭,于是周江边附近的树木,马套岭上的松林,全部砍来烧木炭了。炼铁岂是人人都会的,于是又捣起虚假来了,把家家户户的铁器以至于锅子瓮敲碎放到炉子里融化成铁,于是某队出铁多少多少。还把所融化的铁用车子拖着披红挂彩去报喜。在搞小高炉的同时,不知是那一位发明家发明出了一种闷炉炼铁法。萍乡的一个最大闷炉选在白竺中村,那里是山区,林木参天,全县各大队调去的几千钢铁大军都在那里集中,选择了一个非常大的山窝,周围用土筑成一个圆形的土围子,于是一层木料一层矿石,大约填了一二十层,那个地方的松杉杂木全砍光了,大树锯不开便用炸药轰开,采矿石也是用火药爆炸,一时间中村那个地方轰隆隆爆炸声昼夜不停,一个多月的集团作战,闷炉点火了,经过二十多天的烧闷出铁了,可是天呀,产出来的那是什么铁,就象是砂缸一样的东西,轻飘飘疏松松的。大炼钢铁的结果不单是浪费了人力财力,毁坏了森林,还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不应有的损失,因为全民上阵的时候,正是秋收的大忙季节,队里的青壮年都走了,只剩下妇女和老弱,要把全队的稻子收割回来并打完晒干,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因而稻子烂在田里,谷子在晒坪中发芽的现象到处都是,山上的油茶籽无人采摘而掉在山上更是严重,这就造成了一年后的粮油奇缺的状况。


人民公社化也不是毫无是处,大修水利就给农业创造了优良的条件,黄土开水库就是在公社化中建成,没有打破区域界限的全民上阵,就难以实现。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冬季,赤山公社调动了几千人修筑这座水库,其容量之大是当时属第一的一个。这个水库建成之后赤山、院背、周江、万新、耕丰以及彭高的几个大队的大部分农田从此变成饱水良田,有些昔日因缺水而只能种早稻的土岸田也变成了两季丰收的高产良田了。另外连作密植,良种也给农业带来了很大利益,虽然在推广中走了一些弯路,但这是一种新鲜事物,成熟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误。我只参加了大炼钢铁,大兴水利时我已离开农业战线到教育战线上去了,所以没有亲眼见到那壮阔的场面。


一九六一年我已是三十七岁了。在此之前对于婚姻问题从未有过奢想,我自知如此境遇,家徒壁立,这一辈子恐怕只好独身终生了。谁知事情往往出入意表,竟然有人不嫌弃我,那就是同一辅区的在耕丰小学的段中文老师。我久久关闭的爱情之门被她敲开了。我们由相识而逐渐相爱,她已经结过婚了,并且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的爱人彭庆豪也是教书的,反右中被划为右派而受到劳动教养的处罚,六0年病死在教养所。我是代编教师,每月只有二十元的工资,她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认为我们结合以后两人的工资差可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于是我们在经过半年多的恋爱后终于结婚了,那时正是困难时期,除向公社领取结婚证外,什么仪式也没有举行。然而人有一算,天有一断,就在我们结婚后我又被精简回家了,她的三个孩子也一同下放到了周江。这是我第二次回农村参加劳动了。


我回家后组织为了照顾我们,老段调到周江小学来了。三个孩子老大十四岁,老十二岁,女儿才六岁。回到家里大哥嫂便把靠公巷的这间房和厅屋给了我们,便在厅屋中用土砖砌了一堵墙隔一间作厨房,而我们五口人便挤在一个房间里,当时情况就和我刚回家时一模一样,要搞农业生产,可什么也没有,也是连一把锄头都没有,不同的是,我回来时是单干户,现在是在人民公社里,只要把劳力投入进去就能有收入,当然除了劳动工分外还有肥料工分,而肥料工分往往比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多。此时我参加生产劳动就只有劳动工分一项,况且我的底分又只有八分(因为我不会犁田耙田)。很显然我一个人的工分是不可能买四个人的口粮的。于是我家又成了欠款户。欠款户的苦处也是很大的,而最感痛苦和难过的是发口粮谷时领不回口粮,挑着箩筐等到大家都挑走了,再和队里的干部求情,平时还能通融,一到过时过节就没有情可讲了,只得垂头丧气地挑着空箩回家,看到孩子们一双双乞求的眼光,心就象刀子在戳着,这个时候老段便到处去求贷,借到了点钱交到队里才能称回口粮来。这样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可我除了出工外,家务事也是非常繁重的,一天三餐饭得由我做,饭后出工前得赶紧把衣服洗完晒好,晚上还得参加评工分。尤其是六二年七月十三日女儿蕴芳出生了,更须带管孩子,洗尿片。老段除了星期天和晚上在家,学校的工作也十分紧张,这段时间里我既要当男人又要当女人。特别是在上半年,因为少吃除了饭里掺红薯丝外,也常买些麦子来吃,午饭后开工前还得磨两升麦子晚上吃,就这样苦熬到了六四年。蓁非哥便介绍我到了萍乡镇民办中学,生产队也同意,不过每年须得买二千工分,当时一般是八角到一元一个劳动日,也就是说每年须交生产队二百元。我的工资每月三十三元,老段每月有三十六元,这样一来比在家要强多了。于是我又再次出山教书了。


在民办中学,我克尽职守,认真教书,并以父母之心爱护学生,因此深得学生爱戴。学校虽是民办但规模却不小,初中有十二个班、高中三个班,有学生近千人,而老师却只有二十几个,教学负担要比公办学校重得多了,我是初二甲班的班主任,除教两个班的语言外还兼了初三的历史、初一一个班的英语,一个星期有二十几节课。我对学生的作文批改细致并体现了很强的思想性。就由于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没有受到什么批判。


到了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还只是学习文件,写写大字报批判胡风集团和燕山夜话。到了一九六六年逐渐引伸到了各个单位,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萍乡中学校长李蓁非被揪出来,他是当权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市政府礼堂开批判大会,市内各中学的教师和文化界人士都参加了,我虽深知三哥的为人,他决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在形势的逼迫下也只得随声附和喊着打倒的口号。这时间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一下子都成了走资派,市委书记、市长也被拉下了马。运动不断深入,人们随着各自的政治见解分成了左派革命派和右派保皇派,两派经常在公开场合辩论,谁也不服谁。后来红卫兵出现了,首先是北京的大学生南下煽风点火。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鼓动人们成立红卫兵组织上访串连。于是首先是学生、工人进行大串连,天南海北任意走,最初还是有组织的,有目的地,到了后来,什么兵团呀,司令部呀,战斗队呀五花八门任意纠集团伙,名为某造反组织,实是各自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后,红卫兵小将便成了政治天使,他们可以进驻政府机关,搞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后,红卫兵的夺权斗争便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了。民办中学的老师绝大部分阶级成分不好,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遂成了逍遥派。六七年上半年革命派和保皇派的争辩还只停留在口头上和大字报上,那时学校停课了,工厂停工了,我们这些逍遥派便每天到外面去看大字报,但却从来不表示自己的观点,看过之后便回校睡觉。到了下半年,两派在争辩时便开始了武斗,当时萍乡的造反派领袖是萍乡机务段的铁路工人,红卫兵、司令部简称红司,而保皇派的领袖都是萍乡矿务局的煤矿工人,是红卫兵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双方都拥有不少的其它红卫兵组织,斗争的激烈日益升级了,两派之间互相抓人、打架,甚至动了刀枪。而杀死人的事也随之不断发生,最为激烈的是火烧煤校。那是十月间的一个晚上,红司有一部分人被红总包围在萍乡煤校,包围圈由校外缩小到校内的一座教学大楼里,红司的人把底层的门窗都用门板课桌堵死了,红总怎么也上不去,但是红总人多势众,在僵持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攻破了第一层,红司的人利用高音喇叭在顶层发出求救的广播。红总生怕外面的援军到来,于是发了狠心,采取了火攻,恰好在二楼放了两桶汽油,火由一楼烧到了二楼,烧燃了那两桶汽油,随着一声震天的爆炸声,火势蔓延开了,二楼着火了,整座楼房着火了,火光烛天,我们在南门外校舍的楼上也看到熊熊烈火。被围在楼内的人都从楼后利用绳索逃走,人虽没有伤亡,但价值数十万元的一座教学大楼却成了一片废墟,为此国务院周总理亲自过问了,但这个事件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在萍乡红司的势力始终处于下风。


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的风向转了,陈世清当了省长后便开始了三查运动,这样我们这些阶级成分不好的就倒了大霉了。在此之前,我在民办中学是没有大字报揭露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可是现在他们不看现在而是穷究过去了。我被揪了出来并在学校范围内进行批判,戴高帽子游街。第一次游街时我把头低得不能再低,生怕碰见熟人,心情十分沉重,到了街上,看到到处都是戴高帽子胸前挂着黑牌的黑五类在游街,也就泰然视之了,所以第二次游街时,心里便不那么紧张,心情也不那么沉重了,虽然这次挂的是一张课桌,我也毫不在乎了。在学校的专政对象里,我还算幸运,没有受到严刑和拷打,到八月我便被群众专政宣布押送回家了。那天我挂着黑牌子一路由四个红卫兵押送着回到了大队。就这样我第三次回家种田了。我回家后只参加过一次批斗会,批斗的还不是我,批斗时当然是跪在台上,批斗之后接着便跟着游垅,无论走到哪都能听到世臻这么老实还游垅的同情声。此后便没有再参加批斗了。但是在九月十日晚上,我刚刚建起的家却被抄了,辛辛苦苦置办的一张床和铺盖,以及毛线衣服等都被抄了去,于是我又成了一个穷光蛋。


因为五八年修黄土开水库迁移了里面的所有住户,这年便调我们这些五类份子去替他们建屋。首先是楼下的泉陂上,我们便住在那里,搞了一个月左右,好在当时有政策规定要同工同酬,因此我们每天还计工分的,在泉陂上做工时,带队的人看到我们实在可怜,便与太平山煤矿联系让我们运煤到楼下赚点烟钱,就在天雨不能开工时便去运煤,搞一天也能赚两三块钱,这样不单解决了我们的烟钱,还能有些钱补贴伙食,工作虽艰苦大家也无怨言。泉陂上搞完了又到枫桥的水院前。此后便是栽树,从南泉往上一直栽到了楼下,这虽然是对我们的一种处罚,但有工分,家里也就有了一定的收益。那时每个劳动日的分值是八九角到一元,所以我家在生产队便成了进款户,若是在队里,恐怕未必有这多的收入,树栽完了便转入到做砖了,我们这些人中有几个称得上是做砖的大师傅,他们做的又快又好,我是初学,但这样的活并难不倒我,很快我也学会了,一天也能做上个千把个砖,砖做好了又由我们自己装窑烧。怎样装窑,多少砖需装多大窑,怎样掌握火色等等技术也很快被我学到了,从民办中学回家到七一年两年多时间几乎全部都是外面过的,家里的事都是老段带领两个儿子去做,好在他们都长大了可以顶用了,只是没有机会再读书了。


七一年十月我平反了,当即被周江中学请去代课,教的是数学,这门课我荒疏了二十多年,但由于当时学得比较扎实,虽然二十多年没有接触过,也还能应付得来。第二年正月,赤山五七高中的校长和教导主任等几个老师来到我家,硬要我去他们学校代课,胜情难却,我只得答应了。到学校一了解,原来是要我担任高二毕业班两个班的数学,并还要兼班主任。初中课程稍加复习问题还不大,可是高中的大代数就丢得差不多了,并且还有三角和解析,这一下可把我急死了,几次向领导说明情况,他们硬是不依,他们唯一的根据就是我在学校读的是理科,复习一下不会有问题,这些我不能否认,无可奈何,只得自己拼命复习,每天晚上备课到一两点钟,说来也真奇怪,没有接触它时,确实印象模糊,可是一经认真复习却居然又很清晰,在上课时我向学生公开把这个情况讲明,如果在教学中有什么差错请大家指出,这种坦率的表态获得了学生的赞赏。由于认真地复习了课程,因此在授课时还真讲得很透彻,学生反映比原来的老师讲得更好懂。我兼班主任的这班是高二(三)班,兼高二(四)班的数学,每天晚自习我都和学生一起复习,一道做作业,解决难题,这样更赢得学生的信任。这两个班数学成绩在头几个学期都是走在最后,(四)班更好一点,经过一个学期,成绩状况改观了,原来居第七位的进到了第五名,(四)班居第六位的进到了第四名,我自己感到很欣慰,一个学期的苦没有白吃,于是领导对我这个代课教师也就另眼相看而且有几分爱惜了。这次代课我的工资是三十四元,是全乡代课教师中最高的。同时公办教师工资也调整了,老段升了一级有四十元了,我俩的工资就有七十四元了,我平反后学校补发了一百五十多元工资,在队里又是存款户,我们的经济条件有了转机,到七三年,我在假期里自己做了万把砖,因为实在挤不下了,非想办法建房子不可了,暑假我和老段到小枧买了几十根木料和十几捆椽皮,还是由我自己推回来的,就在秋收后把原来的两间拆了并将座南朝北的字向改为座东朝西,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总算建起了两间房子,本是四栋五间的屋盘子,因为能力所限只能建两间,屋的进身有三丈,在厅屋中又可隔一间做房,于是便有了三间房,厨房则只能盖个茅屋了。这样才基本上解决了住的问题。


七四年我调到新店中学,离家远了只能每星期回一次家,而老段也先后在院背、原溪、兰田、圳前、万新等小学,也没有时间在家里照料,家中的一切都是由他们四姊妹自己料理。


七七年大女彭敏结婚了,女婿是彭高人,汽车司机,当时在安源镇煤矿开车。


七八年以民办老师调回周江中学,老段在院背小学,这年老二复生结婚了,当时风尚还淳朴不大讲彩礼,只过两三百元,做了几桌酒。但是也使得我们两夫妇煞费苦心的了。这一年恢复了考试制度,在此之前都是推荐选拔,我们这些人的子女根本没有资格升学,考试制度虽然恢复但仍然有政审这一关不好过,所以成份不好的学生,成绩再好也不能升学。后来中央才一再调整,政治标准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这样一来出身不好的只要自身表现好成绩好也可以升高中或大学,然而我们的子女却在唯成份论的禁锢之下一个个都失去升学的机会,只能在农村滚打一辈子。这一年长孙必来出生了,我也做了公公,心中的喜悦自不必言了。


七九年暑假蓁非哥想介绍我到江矿中学教英语,但是赤山的领导不肯放,没有办法只得仍旧当民办,这年老大皇生也结婚了,并且孙女奕也出生了,八0年皇生长子国昌降生,我们家可就是十口之家了,房子不够住了,我和老二又做了几千砖,傍着正房又盖了一间一撇水的茅屋,我和老段便住在里面。


八一年政策调整,包产到户,生产队一切财产都要处理掉,原来生产队有一栋仓库,紧靠百渊叔家,生产队征求过增强的意见,他因一时拿不出钱拒绝了,队里算来算去只有我急需房子,便动员我买,结果以一千八百元成交,老二便搬到那间仓库住了,这样一来马马虎虎住得下了。从七七年以后的四年,连做四件喜事在经济上搞得我们夫妇可谓焦头烂额了。


八三年小女蕴芳出嫁了,夫婿是大院钟焕曙的小儿子绍明,人挺老实,只是父母双亡,以后的日子过得是好是坏就全靠他们自己了。他也是新成家,一切都得从头来,好在他们小两口能齐心协力,虽然家住农村,也能逐渐把一个家搞得红火起来了。子女们都成家立业了,我也感到欣慰,但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却仍然是个民办老师,虽然在这几年中我的教学成绩很好,但转正还是渺渺茫茫,不由我不考虑,老了怎么办。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八四年以台属关系得到照顾而转正了,二十七年的临时老师总算做到了头。从此我消除了后顾之忧,叹青天何姗姗其来迟也,但迟来毕竟是来了,我的晚年便增添了多多的幸福。



忆念世增叔

李其尧

百龄虚六堪人瑞,

五世沉浮一梦悠。

咸酸苦涩全嚼尽,

矢志恒心族谱留。



文/李世臻   校对 / 钟娟  

编辑 / 李其瑞 字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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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江边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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